当高考舞弊形成利益共同体

当高考舞弊形成利益共同体

高考舞弊，丑闻年年有，今年很特别。因为作弊失败，6月8日下午考完试后，上百学生、家长竟然在考点围攻监考老师，这让湖北钟祥“一举成名”。 　　十几天时间过去了，这起事件有了最新进展。调查显示，有作弊“传统”的钟祥，已经形成市场利益链，当地老师、学校涉嫌参与其中，有关部门也涉嫌提供相应便利和包庇，这也是当地高考作弊现象屡禁不止的根源。 　　这个高考舞弊的市场规模到底有多大？根据调查估算，钟祥考区作弊组织人数可能达到数百人，很多考生买“一套答案”约花费3万元。不难推算，这样的市场规模将牵动着怎样可观的经济利益。今年高考作弊失败之后，一些学生家长与作弊团伙间也出现资金纠纷，要求退钱。 　　值得注意的是，今年钟祥三中考点之所以出现作弊流产现象，一个最重要的原因，就是监考老师不是本地的，是异地来的，有点水土不服，表现得有些“很傻很天真”。通过调查发现，原来钟祥三中的一名副校长今年已卖出30套作弊设备。其实，在2012年的高考考务工作动员会讲话中，钟祥市教育局长杜传家就曾提倒，钟祥破获一起高科技作弊大案，“涉及我市部分考生和教师。” 　　一切都在表明，前车没有成鉴， 钟祥高考作弊“传统”继续被发扬光大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原因就在于，支撑这条高考舞弊利益链的，有高科技力量，有营销团队，还有学校老师，以及行政权力。这些力量已经成为坚固的利益共同体，形成高考作弊的利益共同体。 　　利益共同体之所以能够掌握掩蔽高考作弊的话语权，原因其实也很简单，还是依靠权力与资本。比如，一些家长就说：“为什么领导的子女能抄得，我们的子女抄不得？要公平，大家就都不能抄！” 有班主任则说，“只有像局级干部这样的，才能做得到让屏蔽仪关闭。”不难看出，权力通吃之下，打击高考作弊几乎就成为不可完成的任务。更何况不仅有权力靠山，还有强大的资本支撑，钟祥的高考集体舞弊案，呈现出规模化、产业化、集团化的趋势，足以令人震惊，要对抗这样组织化集团化的力量，显然需要决心、勇气和智慧。 　　和很多集体化犯罪案例一样，钟祥高考作弊事件，除了权力与资本的介入，也让人看到黑恶势力参与其中。比如，监考老师被打，上面派来的无线电监测小组受到种种威胁，都说明高考舞弊背后形成既得利益集团，成分极其复杂，是由各种社会力量合成的一种组织运营的团伙。教师、学校以及教育行政部门愿意参与其中，不仅在于谋取相关利益，还在于高考舞弊也是提高学校升学率，提升教育部门单位“政绩”的途径。而资本以及其他社会力量的参与，当然就是希望在这条灰色“产业链”获得更大利益。各取所需，各得其所。 　　正是基于这些综合力量的运营，高考舞弊从设备开发到人力援助，从市场开发到权力公关等，都被细分到具体市场运行环节中，从而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商业系统，来使既得利益集团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。这种组织化力量的强大，意味着在一些地区，中国高考已经事实的遭遇特殊利益团体捆绑，在以集体舞弊的形态制造不公。这种不公平，从某种意义讲，要比一些公众强烈诟病的某些领域制度不公还严重。因为打击高考舞弊从来也不缺制度，也没有必要掉进制度迷信的陷阱。问题其实也就是，在打击高考舞弊的具体制度执行层面，到底是不是掌握在维护公共利益的力量手中。 　　从这个意义讲，钟祥高考舞弊已经形成市场利益链，形成既得利益共同体，是一个巨大的警示。如果这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力量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像滚雪球一样，抱成一团，越滚越大，曾经寄予着无数人梦想的高考公平，最后也就会出现深度沦陷，成为这个时代的一个巨大笑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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